成品油消费税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

　　不只是成品油消费税，我国的税收政策一直存在征收层级低、标准不透明、随意性强等弊病。 　　2007年5月30日午夜12时，财政部突然宣布调整印花税税率的行为，被网民们戏称为“半夜鸡叫”。2008年4月23日，印花税再次调整，同样又是一次突然袭击。两次调整，依据的都是《印花税暂行条例》，据说该条例授权财政部可以制定实施细则。同样让民众一头雾水的，还有曾一度传说要征收的“加名税”。2011年，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夫妻在婚前买的房产不算作夫妻的共同财产，其房屋所有权属于出钱购买的一方。于是，在房产证上加名就成为一股潮流，“加名征税”也被摆上桌面。媒体报道称，南京拟率先开征“加名税”。虽然“加名税”只是一场闹剧，但本应由法律加以严格规范的税收领域在现实中被行政法规侵蚀的现象屡见不鲜。另外一个例子是，2011年国务院在重庆市和上海市进行非营业用房征收房产税试点，国务院一度还授权省级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征税办法。 　　所以，从根本上说，包括成品油消费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政策，之所以被行政部门翻云覆雨，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也称税收法律主义，作为税法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指由立法机关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税收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肇始于英国，现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其基本精神在各国宪法或税法中都有体现，具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税收要素法定、税收要素确定、征税程序法定。 　　简而言之，“税收法定”就是：如果没有相应法律，国家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也就是说，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税收法定” 原则是民主法治精神在税法上的体现，体现的是保障税收的严肃性、稳定性和程序性，这也是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原则的根本原因。各国一般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这两个方面进行规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限定的范围之内，征税与纳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 　　我国虽然在宪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都有“税收法定”的原则性要求，但目前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等3个税种由全国人大立法，其他15个税种都是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这15个税种的收入，占税收总收入70％。也就是说，未经全国人大立法的税收超过七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税收政策经常背离“税收法定”的要求，税收政策偏离公平原则、部分税收政策随意性强等等更是屡见不鲜。具体到成品油消费税上，一个消费税暂行条例就确定了税种，两个部门一纸通知就任性地上调了。 　　按照《立法法》规定，税收立法是全国人大的权力。那么，国务院为什么能够制定暂行条例开征税收？从历史上来说，这来自全国人大的授权。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的决定，最早出现于1983年，主要涉及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等方面。1984年9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就工商税制拟定税收条例，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将授权范围扩展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此次授权的范围十分广泛，实际上国务院可以根据该决定进行几乎不受限制的立法。 　　30多年过去了，全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这个授权，却一直没有收回。2009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对国务院关于工商税制方面的授权，理由是1985年的授权已将1984年的授权决定覆盖。换言之，2009年废止的只是1984年的授权决定，而1985年的授权决定依然有效。#p#分页标题#e# 　　2013年3月，来自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在人大会上提出了《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被称为“史上最有含金量”的议案。但到目前为止，此议案还是石沉大海。尽管如此，立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税收法定”的重要性，并将可能采取一些措施加以推进。2014年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就“税收法定”进行公开回应，并明确表示：“进入新的时期，人大确实要更好地贯彻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全国人大首次就“税收法定”原则表态。